余军：公共利益的论证方法探析——当下研究现状之反思

来源：福无双至网编辑：福建省时间：2025-04-05 08:27:10

言之所不能论，意之所不能察致者，不期精粗焉。

忘言才能得意，得天地万物最深层的意即得道。(26)焦竑：《老子翼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5页。

这既是一种语言策略，也是一种思维方式，即从反面去想问题，反掉一切常规的思维、成见，反掉单方面看问题的视角。无言不是没有语言，而是具有源发性、明见性，能使事物自身被给予的语言。在彼与此的互动的关系中，才能看明白事物本身的面貌。此即苏辙所言：方其一动，气之所及，无不靡也，不知者以为技巧极矣。成玄英疏：夫忘言得理，目击道存。

(《天地》)言而足，则终日言而尽道。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。其后，在逐渐定型的现代学科范属中，与碎片式的经学材料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古典文献学(或历史文献学)，而其他学科则甚少涉及。

因为除了客观化的知识之外，经典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启迪意义，显然是没有疆界的，甚至是无限的。而在传统的解经方式中，除了倚重于他解的文献学方法之外，尚有自解的哲学意识问题，即以传解经和以经解经的区别。因而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古典学是一门现代学术，而它本身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并不长久。所以古典学给人的印象往往是，重在文献整理、考辨与注解，特别是探讨语言基础和文本释读一类的工作，这就非常类似于我国经学传统之中的那些小学功夫。

当时，一方面要走出旧学的藩篱，改造传统学术，另一方面要迎接西方的挑战，接纳新的思想和观念。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，意欲激活传统的经学资源，只能走思想诠释的道路，而不能再次退居到文献整理的象牙塔里。

余军：公共利益的论证方法探析——当下研究现状之反思

张载说:心解则求义自明，不必字字相校。也就是说，古典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应着现代意识而呈现的，有什么样的现代性理解，便有什么样的古典学想象。传统的古典学重视的是文献本身，而儒家的心解之法，重视的是生命体验，是要透过文字的理解以达到对精神意义的把握，从而进入到生命的本真状态之中。通过克服这个距离，使自己与文本同时代，解经者才能够占有意义:他想把陌生者变为本人的，也就是说，把陌生者变作他自己的;因此，解经者正是通过理解他者来追求扩大对自身的本人的理解。

(《王阳明全集》，第255页)宋明以还，儒者所说的以经解经的心解之法，其实质并不在于文本的互证性，不是在讲外缘的文字释义问题，而是强调经典内涵与生命意义的内在关联。用古典学来覆盖或者整编经学的内容，儒家的独尊性便不复存在了。当然，在新一轮的古典学引进热潮中，人们对于古典学的理解和期许，已经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宽阔视野和思想深度。但无论是古典文献学还是经学史，这些现代的研究方式均已不是经学本身，即不是过去经学形态的简单延续;而是在西学的强烈冲击之下，改弦易辙，另起炉灶，试图对历史上的经学做一番材料清理的工作。

对于重建古典学而言，其重心当然就是放在文献学的工作上，包括传世文献，也包括出土文献。(参见普法伊费尔，第29－33页)书写与文本形式的主流化奠定了古典学研究的基础，而这一书写文献之成型的历程大概是有着相当普遍性的，就我国经学文献的创作史和成编史来说，大致也是经历过了这样的几个阶段。

余军：公共利益的论证方法探析——当下研究现状之反思

[17]《文心雕龙注》，1958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。更为关键的是，经过此番现代性的调整之后，经学不只是大幅地收缩了原有的领地，而且失去了信仰的根据和权威性的依托，由主脑之地位一变而为普通的历史材料。

经典诠释学经学自清末以还，作为制度化的学术形式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，它的内容裂散为碎片，撒落在文史哲的各学科领域内。这样一来，个体生命的情志及精神状态、独特的思维习惯和丰富的想象力，便构成了诠释活动的基础，这便冲破了文本意义的唯一性，每个读者都能够在经典中体味不一样的内蕴。就学术特征而言，它是不尚思辨的，而偏向于对文明体系的历史性和文学性进行探讨，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中古的经院哲学有着比较大的距离。于是，任何解释学，无论明显还是不明显，都是经由理解他者的迂回而对自身进行理解。近代的诠释学重新确立了精神科学的意义，将精神性的理解放在一个很突出的位置，这和科学方法论的认知原则以及传统的语文学方法都划开了界限。参考文献 [1]艾尔曼，1995年:《从理学到朴学》，赵刚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。

但是从思想内容和义理承担的角色来看，经学的范围又远远超出了所谓古典学的视域，因为经学有一个不间断的发展历史，它的内容包括了从先秦一直到晚清学术实践的整个过程。这样一来，被古典学(文献学)所收编和容纳了的经学研究方法，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历史材料的考证和语文学的工作，这便与思想的兴趣和哲学之论辩很明显地拉开了距离。

(艾尔曼，第19页)它的意义在于，中国现代出现的古文献、历史学和考古学等众多领域都从17、18世纪清代学者的开创性工作中获得思想养分，而这一传统转化的线索，它的动力源恰恰不在于宋明的理学，而是来自清代的语文学(古典学)。经学的这种工具性比较符合于科学实证的要求，故在现代学术转换的过程中很自然地被着力引向语言文字学、文献学等。

文章来源：《哲学研究》2021年第10期进入专题：经学古典学文献学经典诠释学。自此以后，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，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，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，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，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。

严格来讲，经学的内容散落在了文史哲的各个领域，没有一门现代学科可以对应与容纳其全部的碎片，语言学、文献学离不开经学，哲学、思想史又何尝不是呢?按照传统解经学的理解，注释文本主要是依赖于语言文字的表达，而要想接近经的意义，必须先要熟悉和了解语言的规则、掌握普遍的语法，从书写形式的历史积累进入到文本。所以尽管经学是属于古典知识的形态，但作为一门有关诠释的学问，它又和其他文明系统中的特定知识有着显著的差别。研究之路一开，便相引于无穷《易经》则指六十四卦的卦象、卦辞、爻辞而言。

《易经》的版本，流传下来影响大的是魏王弼注本、唐孔颖达疏，亦称《周易正义》，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中。筮用蓍草，按一定法式推算出数目，求得某种卦象，依据卦辞、爻辞推测所问事情的结果。

《易经》中的六十四卦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，现传有两种本子：一是通行的《周易》本，分上下经，上经始于乾卦，次为坤卦，下经终于未济卦。战国后期，对《易经》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学问，一些系统阐释《易经》的文字陆续被收集起来，汇成《易传》。

拿文革来说，尽管发生在当代，而且是这样大的社会变动，可现在许多年轻人并不很清楚，更何况像《周易》这样久远的书。《周易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大，它不但影响中国的文字，关键它还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。

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，因为时间久了，当代人都知道的事情，后代人就不知道。如泰卦卦辞说：小往大来。《易经》成书于何时，作于何人,迄今无定论。易前周字，一说指周代人的筮法。

《易经》的卦象指卦的图象，由阳爻—和阴爻--两种爻象，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，共六十四种卦象。三是判断吉凶的辞句，如坤卦卦辞说：元亨，利牝马之贞。

上九爻辞则说：亢龙有悔，这些都体现了物极则反的道理。从《易经》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芽，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它还承认对立事物的互相转化。山东邹平人，国际著名易学家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,第十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山东大学终身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——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，中国周易学会会长，《周易研究》学刊创办人、主编，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第一学术带头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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